传统戏曲《西厢记》几乎家喻户晓，它的人文与美学价值已被普遍认同。但其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在今天已无多少吸引力。多数观众早已厌倦张生与崔莺莺那种模式化、类型化的男欢女爱。剧中较有色彩的人物是丫鬟红娘。但历来戏曲都把她描写成一个捎书递柬、油嘴滑舌的“小活宝”，淹没和淡化了一个为人作嫁衣的奴隶的本质特色。经多年对《西厢记》的研究，我生发出提炼红娘形象、另辟蹊径，塑造一个为人作嫁、代人受过、好心不得好报，但却最终觉醒，勇于自我解放的女奴形象的念头。90年初，我写成10集广播连续剧《红娘泪》，以红娘的痛苦经历为主线，以崔、张爱情为背景，深入展现红娘寄人篱下、为人奴仆的境遇和心态，鞭挞了封建社会“奴才付出的是艰辛，获得的常是委屈”，“成果是主子的，过错是奴才的”，而一旦主子获得了满足，奴才便成了无足轻重的赘物乃至令主子视为忧患的负担这一黑暗的现实。剧中老夫人等人利用了红娘之后又怕红娘张扬相府丑闻，进而惧怕她得宠于张生而与主子分庭抗礼。用老夫人的话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弄来个聪明的奴才！”红娘有美的追求和爱的向往，却被无情地吞噬于主子的权势之中。但红娘聪明、勤劳、善良、勇敢的美德则在剧中层层显露。通过“智勇退贼兵”、“风雨护鸳鸯”、“忍辱辩真情”、“出走拒纳妾”等重场戏，使红娘成为崭新的形象。该剧在中央台播出后，反响颇多。96年冬，应北影导演黄健中先生邀请，我在原广播剧基础上，改写成电影音乐故事片《红娘》。改写中又力争贴近观众心理，调整了结构，增强了唐代文化信息，诸如参禅、舞剑、书法、琴箫、放风筝、踢毽子、荡游千、行婚礼等均有较佳的可看性。为适应今天观众的审美需求，经与一些大专院校师生和中青年观众座谈讨论，又改变了张生酸溜溜的文弱书生形象，使其成为具有阳刚之气的热血青年。在台湾“乖乖虎”苏有朋的表演中，张生面貌也将令人刮目相看。
有学者朋友对我说，《西厢记》既已定型，又何必大动干戈地改动呢？我认为传统戏曲中人物的类型化、情致的雷同化、描述的概念化等原始弊端，已不能完全适应今人的审美需求。改编再现，已成必然。但改编是不是让原著改变一下形式而重现内容？复制古董并非古董。一切“古为今用”从来不是简单地照搬母体的模式而寻求“描红”的效应。人们需要的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客观现实的眼光去审视、去批判、去改造原著的面貌，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寻求切合实际的符合时代审美需求的崭新契合点。众所周知，《西厢记》也并非是该故事的原本。它的原著是《莺莺传》（即唐元稹的《会真记》），本来是写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为玩弄女性不负责任者开脱罪责，而其在当时却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著，受人青睐，广为传诵。是独具慧眼的金人董解元和元人王实甫把原著来一个彻底改造，把主题变成“愿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的爱情颂歌。实践证明，任何成功的改编或取材于原著的再创作，如能以崭新的面貌为世人所认可，依然可以使其成为传世之作。这样，或许有利于名著的再创新和再流行。免得在若干年后，由于新生代审美意识的变迁而唯识古典名著的文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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